景教十字纹牌饰为青铜铸造，直径6.3cm，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第B105窟，编号为B105:2。该牌饰以十字架为骨干，十字置于一圆环中央，十字架各端均伸出圆环外，圆环外缘处各有一只鸟喙向逆时针方向的鸟头，共四只，其中三只保存完整，另一只略残。圆环及十字架以及鸟头部分均有凹槽，据此分析，原应有镶嵌物，今已无存。十字架的背面中部有二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，从此枚十字架的形式分析，可能属于佩戴的徽章，故拟名为景教十字纹牌饰。
B105窟出土文物中，还有人体骨架一堆（分属于三个个体）及唐宋时期的钱币、铜镯等遗物。据判断，此窟开凿时代应在宋代，其性质当属瘗窟，故此枚十字架应属景教徒之遗物或随葬品。
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极为重要的标志，象征救赎罪人。作为基督教的一支，创始于公元5世纪的景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（635），由叙利亚人阿罗本（Alopen）等教士经波斯带到长安，并将景教经典译成中文。贞观十二年，太宗敕令造景教寺一所，名波斯寺。高宗时，各州均建有波斯寺，玄宗天宝四年（745），玄宗以景教出自大秦而下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。德宗建中二年(781)正月初七（阳历二月四日礼拜天），景教徒聚会于长安，特立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碑文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序》以叙利亚文和中文镌刻，详细叙述了景教的历史和传入中国的经过，论证了“三一妙身”的基本教义，也歌颂了唐王朝自太宗至德宗六代皇帝对景教所行的功德。武宗灭法时，将景教一并禁绝，从此景教绝迹于中原，但在契丹、蒙古等地仍有流行，因此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后该教流行中原。
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景教经典《尊经》、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》（P.3847），一般被认为是从叙利亚文本翻译的，译者为八世纪来华的景教传教士景净，这部经文是研究中国早期基督教的重要资料，可与现藏于西安碑林的《大秦景教流行碑颂序》相互应证。
除此景教遗物以外，在莫高窟藏经洞还发现有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景教画像，其像冠上有景教的十字架，胸前有景教的十字纹，这是景教的十字架的用法。画像中的人物为基督，这幅景教画像有可能是来中国的自称喀朵利架司(Catholicos)派的景教徒所携带之景教本尊弥施柯钶即基督之画像。
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这枚景教十字纹饰牌，作为宋、西夏时期的景教遗物实属难得。虽然在国内也发现了不少景教遗物，尤以鄂尔多斯一带发现较多，但时代均为元代。而此枚宋、西夏时期的十字架饰牌则填补了时代的空缺、找到了缺失的一环。莫高窟北区这枚以十字架为骨干并饰于鸟头、鸟尾作为花饰变形的景教十字纹饰牌，因其中央的十字四臂等长，呈直角交叉状而被视作“希腊十字形”，这是各种十字形纹饰中最为典型的一种。鸟形的十字纹饰中，鸟在基督教也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，包含使人灵魂飞向天堂的思想，所以说鸟形十字纹饰牌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，表达了信徒对基督、对生命的颂赞。这枚十字纹饰牌连同其它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及中亚文物，可使我们了解到，在十一世纪的敦煌，仍有希腊风格、波斯风格、中亚风格在此地汇集、并存、相融。这不仅显示了景教在唐会昌灭法后仍具有生命力，也证明了地处西陲一隅的敦煌所具有的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。
敦煌地区发现的十字架、景教经典及景教画像，为研究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参考文献：
姜伯勤《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中的景教艺术》，《艺术史研究》第6辑，2004年。
金申《景教的十字纹铜饰牌》，氏著《佛教美术丛考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4年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